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
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前无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们曾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共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2年春，年仅23岁的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陈独秀会见了刘少奇。并指示刘少奇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去开展革命工作。还把二大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交给刘少奇，让他带给毛泽东。
7月底，刘少奇就匆匆收拾好了行装，背着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与二大有关文件，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乡。但他没有回家，反而径直来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清水塘。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双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二人都是湖南人，一见面便感到分外亲切。此时湖南的工人运动马上将如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但缺少领导干部组织。如今刘少奇回到湖南，主席自然是喜出望外。之后，刘少奇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善于总结思考的学习能力，在队伍中逐渐脱颖而出。
1935年，担任红军供给部部长的刘少奇随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延安期间，他始终奔走在抗战的第一线并有力的支持了主席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在1945年的“七大”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6月，陕西延安召开了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这便是党的“七大”。正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总结了中国历史、革命等一系列丰富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可以说从延安时期一直到进北京前,刘少奇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理论思维高度十分一致。这一时期,刘少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著述最多,同时也被主席采纳吸收的最多。
主席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多次引述刘少奇的话。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
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
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
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61年，主席还指示要编刘少奇的著作。当英国派人前来访华时询问主席：谁作为继承人？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可见，此时主席与刘少奇的矛盾并不激烈，二人仍互相配合。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
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
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
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
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
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
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
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然而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
据卫士长李太和回忆：毛主席向刘少奇推荐了三本书，并叮嘱他“好好学习，注意身体”。
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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